读本|夏志清论张爱玲: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
栏目:PET材料 发布时间:2018-07-10 08:04
死亡威胁无时不刻笼罩在每个士兵头上,让堑壕中的生活压力巨大。英国士兵常说,堑壕生活是90%的日常+10%的恐怖。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炮火。普通步兵只能干挨炮弹没法还手,别无选...

  死亡威胁无时不刻笼罩在每个士兵头上,让堑壕中的生活压力巨大。英国士兵常说,堑壕生活是“90%的日常+10%的恐怖”。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炮火。普通步兵只能干挨炮弹没法还手,别无选择只好尽可能找处最深的掩体躲进去,硬挺到炮击结束。老兵在炮击之下能坚持得比新兵更久,新兵往往需要老兵鼓劲儿。西约克郡团的士兵吉姆•伍利经历过一次持续长达4小时的炮击,掩体里灌满了炮弹爆炸激起的烟尘,泥土从嘎吱作响的掩体顶部木梁间簌簌落下。“我们有个新兵,跟我们一起时间还不长。不大一会儿,他就开始啜泣。我们中一个家里有儿子的老家伙,挤到这小伙子身边,伸出双臂抱住他。过了一会儿,这小伙子就没事了。像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AnnePortor)、韦尔蒂(EudoraWelty)、麦克勒斯(Carson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体的活动。”参加过五十年代国内美学讨论的人们都会记得多数人坚持“美是客观的”,我自己是从“美是主观的”转变到“主客观统一”的。当时我是从对客观事实的粗浅理解达到这种较变的,还没有懂得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阐述的深刻意义。这场争论到现在似还没有彻底解决,来访或来信的朋友们还经常问到这一点,所以不嫌词费,趁此作一番说明,同时也想证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对于研究美学的极端重要性。

  比喝酒更糟糕的是喝水。堑壕里疾病横行,各种传染病应有尽有。比如肠胃疾病,基本都是由于饮用弹坑里不清洁的脏水所导致。前线缺水,有什么喝什么,能喝上烧开的水是奢望。曼彻斯特团19岁的二等兵威尔•威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从一处弹坑里取饮用水,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弹坑里的水越喝越少,直到有一天我们吃惊地发现,弹坑里露出一只靴子,靴子还穿在一个德国兵的脚上……我们换了一处弹坑取水,但我不觉得这会有什么不一样。”

  说到前线的吃,伍德的回忆更是不上台面:“一晚上的‘战斗待命’之后,我们就会做起早餐来。一般是拿出点时间长、变了质的培根——有些培根黏在袋子里都拿不出来——用平底锅煎着吃。前线够吃的东西无非咸牛肉、饼干、李子果酱和苹果酱。离开了前线,我们能把手里每一分钱全花在吃上。要是运输队能成功穿过炮火,我们就能吃上热汤。穿不过,我们就得接着吃该死的咸牛肉罐头。有时也能领到军用罐头烩菜肉、奶酪和生肉,可这些东西全都是混装在同一个袋子里送上来的!我在前线从没见过鸡蛋或者新鲜水果。有一次,我领到一条沾满血的面包。我们将沾血太多的地方刮掉,照样吃面包。我们被当畜生对待,我从没觉得这是公平的。”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Heartbreak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娜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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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到了1918年,我们这些在前线苟活的人都对战争极度厌倦了。我们觉得自己还是要尽自己的本分,那些想办法开小差逃避战争的家伙可就不这样想了。我那时特别宿命论,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活到战争结束。我甚至很奇怪自己到底是怎么撑下来的。我有个好友,我们1915年就在一起了。当时他向军医报告,自己的一只手被子弹打穿了。我们都知道,那不是意外。但我们都不以此为耻,一点没有瞧不起他。有许多次,我心中默默祈祷:‘让我也有勇气干同样的事吧。’”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韩国1.5分彩开奖直播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那时候听班首师父说要“参话头”,教参“念佛是谁”。墙上写着:念佛是谁,照顾话头。也看过一本老和尚的《参禅法要》,知道在参话头的时候,要在“谁”字上起疑情,自己就学着做这种功夫,学着参话头,学着起疑情。全堂都是老参上座,新受戒的没有几个人。坐了一天,两天,坐到第三天,对于参话头起疑情这件事,好像找到一点点感觉了,觉得功夫还能用得上去。偶尔有一支香,止静后提起话头参,突然之间,不知道身心所在,就在顷刻之间一椎鱼子响了,就开静了。哦!没想到坐禅有这么奇妙的事,一个小时在一瞬间就过去了。后来再想找回这个境界,就再也找不回了。读本|夏志清论张爱玲: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那个七只有那一次出现过这种境界。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我们踏上了无人地带,我跟着进攻队形的第一列进入了硝烟之中。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巨大的噪音不绝于耳,我亲眼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突然倒下,就跟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当时我还纳闷,他们怎么不接着往前走了。我脑子竟然转不过来,没意识到他们是被子弹打死了。我紧紧跟着老查理,不一会儿就走到铁丝网那里。人家让我们散开,相互别靠太紧,但散开的人却死得更快。一群人往上冲,想从铁丝网间找条路穿过去,结果被机枪打得横七竖八躺下一片。查理跳进一个弹坑,我跟着跳进去。敌人的火力减弱了一点,我问查理,咱们是不是该往回跑了。然而,查理死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天黑之后,我手脚并用爬回了自己这边的堑壕。这一切就像场噩梦,第二天我才缓过来,真正意识到自己离死亡只差一步。”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